近年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持续上升，美国的单边主义制裁盛行，在面临中美博弈及疫情的严重冲击下，我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却不降反升，贸易顺差急剧扩大。2022年我国贸易顺差已达8776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继续保持高增长，去年的贸易顺差已高于我国同欧盟贸易的总额，比2012年增长了2.8倍。现在不少国家对我国贸易顺差持批评态度，这一现象甚至已成为经济学界难以解释的谜团，其实从客观上分析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我国具有充分的制造潜能，工业品的国际竞争力强，我国工业体系门类齐全、制造能力完备。这种强大的工业体系和制造能力可以在短时间内满足任何订单的需要和短缺物资的生产。疫情期间由于大部分国家生产受到冲击和破坏，不仅防疫产品短缺，甚至连生活必需品都出现了供给紧张的状况。而中国在疫情发生3个月后就发出了复工复产的动员令，各类物资供应充足，不仅满足了国内市场的供应，同时还满足了国际市场的订单需求，口罩、测试仪及呼吸机的大量出口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些新的生产能力大大带动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生活必需品的出口，同时也促进形成了新的贸易顺差。

二是我国的贸易主体以民营企业为主，其出口占总额60%以上。虽然民营企业一般以中小企业为主，但其接单能力和产品调整的灵活性极强，有极强的企业发展韧性。近年来他们的生产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改进提高，加之国内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之下，他们极力拓展海外市场寻求销路，千方百计扩大出口。特别是近年来保持出口高增长的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及锂电池很多都是民营企业经营的，他们为出口顺差的积累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三是美元升值、人民币相对贬值有利于我国扩大出口。自去年3月以来美联储的激进加息政策导致美元汇率的急剧升值，以及人民币汇率的相对贬值。汇率剧烈波动虽然增加了企业的结汇风险，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汇率贬值有利于我国扩大出口，对进口则形成较大压制，从而形成进出口新的不平衡压力，表现出来就是贸易顺差的急剧扩大。

四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加大对中国半导体和高科技产品的进口限制，干扰了我国的进口节奏。自拜登执政以来，不断升级对中国的打压限制，先后出台了《芯片和科技法案》《反通胀法案》等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的法案。这些法案和政策对贸易和投资都形成了极大的破坏性影响，使中国部分高科技产品的进口迟滞，影响了中国进口的扩大。进口停滞，出口扩张，客观上推高了中国的贸易顺差。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我国贸易的高顺差是有其客观原因的。我国从来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但是过高的贸易顺差确实不利于贸易的平衡、健康发展。

从理论上讲，保持适当的贸易顺差是必要的，但过高的贸易顺差则是被动的，甚至会带来不必要的经济上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当前我国同主要贸易伙伴关系紧张，高额顺差很容易成为矛盾焦点，形成新的贸易摩擦，可能会约束我国出口的稳定增长。

在当前情况下，主动扩大进口，逐步实现贸易平衡发展应是政策调整的方向。努力扩大进口不仅可以有效支持国内经济建设，同时也可以把扩大进口作为缓解同部分国家外交关系的政策工具。加强进口引导政策，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应积极考虑再次下调平均进口关税水平。我国的名义平均关税税率水平经多次调整已降至7.4%的水平，但如果考虑到我国已签署的20个自贸协定零关税的安排，我国实际的关税水平已大大低于名义关税，但客观上讲仍有进一步降低名义关税的余地。在当前贸易顺差过高、国内投资消费不足的情况下，大胆自主降低进口关税，必将对投资消费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彰显了我们扩大市场开放的决心和勇气。

其次应鼓励并支持先进制造设备的进口，尤其是节能环保设备。我国正面临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艰巨奋斗目标，大量使用和更新节能设备是工作的重要一环。从现在起我们就应该努力扩大先进技术设备的进口，努力实现工业企业的转型升级，促进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最后应适当放松对高端消费品的进口限制政策，大幅降低关税和消费税，促进进口的增长，满足中高端收入家庭的消费需求，这一方面可以达到扩大进口的目的，同时也可以活跃国内市场。相信国内的生产企业绝不会静观其变，其溢出效应将体现在国内产品的换挡升级上，实现需求侧和供给侧的有效互动，对支持和活跃国内市场与消费将产生长期的积极效果。

总之采取多方面措施适当降低贸易顺差是当前宏观政策调整的积极选项，对内可以活跃刺激投资和消费，对外可以缓解矛盾和压力，也有助于保证我国进出口贸易持续稳定发展，应该将其纳入稳规模优结构政策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中。